余代尧清晰记得，当时重庆大学采矿系毕业生有一两百人，为响应毛主席“要迅速扭转北煤南运”的伟大号召，他们都被分到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四川不留一个。当时广东正在建设一个最大的煤矿——曲仁矿务局，但省内缺乏煤矿开采技术人员。为此，这6个同学被分到曲仁矿，其中2个闹情绪没来。“我当时22岁，是年纪最小的。”余工说道。

到曲仁矿后，余代尧从基层做起，原定实习一年，但因为工作需要，有技术、表现突出的他实习半年后便被提拔为正式技术员，管理一个队。

与如今技术人员的高薪优待不同，余代尧在曲仁矿体验了未曾想象的苦日子。顺口溜“升官不发财倒把粮食降下来”是当时工作生活的真实写照。

余代尧回忆说，从农村来的工人被称作“盲流”，每个月有53斤米吃，而技术员只有42斤米。因为不够吃，工人下班后还要自己种菜，到董塘买“黑市米”。早上吃的是一碗稀饭、一碗干饭、两分钱的什锦菜；中午在井下，组织照顾能吃上两片肉；晚上回到家又是靠吃那点粮食果腹。

住宿条件同样艰苦，没有砖瓦房只有简易工房，一间房子6铺床，住着8-12个人，“老婆来探亲时只能用蚊帐当墙”，后来组织上照顾，让技术员住上了沙皮房。

正所谓，干部干部先行一步。矿山的工作，工人苦，干部更苦。工人工作8小时，干部则是12小时。身为技术员的余代尧不仅负责技术工作，还要背上炸药箱去放炮，以避免工人操作出现纰漏。随着技术进步，原有的土法开采被淘汰，矿山用上了风钻打眼水钻打孔，工人起初接受不了，干部便带头作示范。

在那段艰苦岁月，余代尧和曲仁矿一起奋斗，成绩斐然。“当时，我组织做钢丝绳锯煤等几个技改项目大大提高了采矿效率，月月超额完成任务，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矿山负责人来到曲仁矿参观学习。”余代尧介绍说。

采矿工作，不仅有苦、有累、有成绩，还有艰险。据不完全统计，曲仁矿数十载的开采历史中，牺牲矿工人数近千人。对于采矿的危险，余代尧有切身体会。

“我在井下埋了3次。其中一次是在搞钢丝绳锯煤的时候，我发现有些故障，让工人全部撤退，留我在那检查，结果钢丝绳断了，15吨的机器一下压下来，棚子腿打断了，幸好棚子未垮塌，上面的煤没冒落，只是机器压到了我的脚，成为现在的隐患。”出事那年余代尧才28岁，身体很快恢复了，组织上把他调到生产科，主管采煤技术。

一向听从组织安排的余代尧也有闹情绪的时候。钢丝绳锯煤项目获得上级肯定，作为牵头人，余工未能上台领奖，取而代之的是工人。一气之下，他向组织申请调回老家，却因该矿党委书记和副书记的一句“好同志不能走，曲仁需要你”留了下来，继续兢兢业业、脚踏实地为广东最大的煤矿做贡献。

如今余代尧仍珍藏着一个装奖状的箱子，珍藏着每一个高光时刻。1989年，他被评为韶关参加全国“讲理想、比贡献”活动的先进个人，全省仅有2人，全国也只有100人。他说成绩的取得是党的培养、工人同志对他的培养锻炼的结果。回顾在曲仁的大半辈子，老人家用了四个词总结：苦、累、险和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