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江河横在家乡与雄州小城（南雄，亦称雄州，南雄城，因其小而称之为雄州小城）之间，不足百米宽，河水清澈见底。自小我就喝着凌江河水长大，对它的一水一鱼、一石一草再亲切不过。但就是这条凌江河，把家乡与雄州小城隔开，在相当长的岁月里，成为城乡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　　

进城和回家，架设在凌江河上的一座简易木桥是必经之地。说是简易木桥，其实还是可以行车的，但只限于拖拉机。寒去暑来、风霜雨雪，这木板就慢慢腐烂了，先是边角，再是桥板中央，尤其是那些被各种硬物辗烂刮破的板面，透过或窄或宽的空隙，可见清凌凌的河水。每日的车来人往，每年的繁重碾压，这座几乎无人管理的木桥在滔滔洪水中变得摇摇欲坠、岌岌可危。　　

记得那是我高中毕业后第二年的秋夏之交，木桥已多年未修，破烂不堪，桥中好几处地方已板空透光，骑自行车经过时大多数人都得下车，扶着车子从粗圆的桥木上小心翼翼地走过。但也有一些年轻的小伙子，像走钢丝绳那样飞掠而过。二十岁左右的我，也浑然不觉骑车过桥的危险。那一次，我骑着自行车进城加工大米，回来时载着近40公斤重的大米，上桥时也不停下来，盯着那根粗圆的桥木，谁料没看准，车轮偏了向，四分之一的车轮被“卡”住。当我意识到“危险”时，已连人带车扎入凌江河的怀抱了。好在那时河水浅，我发现自己竟然毫发无损，而那袋大米变得湿重，自行车也无法骑。　　

经历此次“坠河事件”后，每次往返家与小城，我变得“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每次都小心翼翼。　　

每隔十来年的洪水，就会把凌江河上的简易木桥冲毁，断了交通。因为穷，即使是在原处重架一座木桥，也无法在短时间架好。这就使得一河两岸数千名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在洪水还没有完全退去的日子里，村民进城回家得绕道数公里之外的飞机场较道桥。路途不仅远了许多，还是田间小路，根本不能骑车。徒步行走，本来半个小时就能到目的地，却至少得一个半小时，还要挑着农副产品，那份疲累和辛苦是经历过了的人才能真切体会的。　　

洪水退后，许多村民为节约时间，不走远路，就在桥下方不远处涉水过河，男人牵着女人，大人背着小孩，有时还要挑着货物，一趟、两趟、三趟……好在涨洪水时多在夏天，河水不冷。也有村民把本在鱼塘里捕鱼用的鱼艇（一种小船）搬到凌江河上来，成了一个临时的“渡口”，但要收费一元或两元。

过河难、过桥难这一交通“瓶颈”，严重影响着两岸数千村民的生产生活，制约着家乡经济的发展，在凌江河上建一座钢筋水泥大桥成了两岸百姓群众强烈的共同愿望。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每当木桥被洪水冲毁，建一座钢筋水泥大桥就成为村民的热门话题。然而，要在凌江河上建造一座百米长的水泥大桥，谈何容易。　　

村委会四处奔波，终于募捐到了一笔善款。不足部分一经倡议，村民大都踊跃捐款。经过大约一年时间的紧张施工，这座命名为“莲塘大桥”的钢筋水泥桥终于竣工了。举行通车仪式那天，看着一辆辆车从身边驶过，看着村民和学生灿烂的笑容，想象着当年简易木桥的模样，我竟有种流泪的冲动——深深体会到“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感动。　　

桥通了，家乡与雄州小城和外面世界的联系更加畅通，也更加紧密。此后的五六年，有线电视、程控电话也架线飞进了农家，一幢幢楼房拔地而起，一辆辆车子开进村庄，一群群村民走出大榕树的荫庇，走进雄州小城，走向更远的韶关，走向更繁荣发达的珠三角地区。　　

当初，我和父老乡亲都以为，回家与出城的路修了，凌江河上的这座桥也修了，以后不会有啥变化。殊不知，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间，经济社会迅猛发展，雄州小城也开始谋划扩容提质。进入“十三五规划”时期，随着国道323线改道在家乡前面、新建的韶赣高速公路在家乡后面通过，赣韶铁路也终于于2014年国庆期间建成通车，南雄火车站就建在我的家乡旁边。一条狭窄、弯曲的乡村道路和建于凌江河上的莲塘大桥终究无法承担起南雄城北连的重任。　　

后来，在莲塘大桥不远处的下游河段，一座更长更宽更雄伟的北城大桥动工兴建，接着，一条双向六车道的北城大道也破土建设。几年后，北城大桥、北城大道相继建成通车，家乡与小城、与外面的连接沟通也愈加便利和快捷。　　

当我走进雄州小城，目光并没有远离家乡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如今，城市北扩，城市化进程的脚步声已频频响在家乡门口。每次，当我回到家乡，在整齐洁净的新农村里漫步，看到一辆辆停在农家楼下的小车，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与自豪。　　

如今，北城大桥连接南雄火车站和雄州小城，也把家乡与城市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每天大车小车川流不息，而在上游不远处，与之遥遥相望的莲塘大桥显得孤独而落寞。那座更早的简易木桥，也在岁月的流逝中，渐渐模糊了印象，只留下淡淡的记忆，那个望“河”兴叹、望“桥”心惊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文字：曾诚

编辑：刘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