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可以擅长通过身体故事完成对社会心理、权力结构以及灵魂深处的剖析。她新近发表的小说《你什么时候原谅你的父亲》，我反复读了三遍。读第一遍，扎心；读第二遍，潸然泪下；读第三遍，想找人说话却身边无人。但我相信，此刻即使红袖添香亦将默然无语。　　

小说中，少女时代有强烈弑父情结的“我”，唯一梦想就是“父亲死掉”。在“我们”看来，父亲是阴霾重重的传统，是飞扬跋扈的权力，还是一切不幸的罪魁祸首。母亲遭受的家暴、哥哥姐姐的贫穷、“我”的弃学等等。　　

我的父亲和小说中“我”的父亲，有着几乎相同的人生经历。父亲于青少年时期的我，也是“一个遥远的符号，一个概念，一个称谓，一个背景”。同样感受到父亲大山般的统治力、阻挡力，不同的是，我对父亲的反抗并非拒绝、出走、冷落，更不是语言“围剿”，而是正面“迎击”——发奋读书。有一次，我考试得95分，父亲拿那丢掉的5分说事。我排名第五，父亲责问，为什么进不了“前三”？到初高中阶段，我囊括所有考试总分的前三名，终于有机会看到父亲心花怒而不放，宁可沉默也吝啬褒奖的尴尬。

小说中的“我”，对父亲的仇恨，细究起来是一种逻辑自洽。“我”的反抗既“审父”又“弑父”。父亲壮年时，避而远之，不闻不问。年老多病时，不依不饶，“紧攥着父亲对我们的亏欠不松手，有意要父亲反省”。所有人都放大“父亲”的冷硬，无视他内心深处的柔软；所有人都控诉“父亲”的颟顸，从不关心他身体的衰败。　　

“父亲”被抽象成专制的代名词，因此，无处不在的冷漠，堂而皇之地成为抵御“暴政”的铠甲。想到互联网海量声讨“油腻中年”及“为老不尊”的爆款文，我为“我”父亲，也为作为父亲的我感到深切悲哀。不知道我的子女是否也像“我”那样，隐匿着弑父的冲动？　　

人类真的像弗洛伊德说的那样，天生具有“弑父情结”吗？检索中外文学史，“弑父”，在西方文学是贯穿各阶段的主题，比如古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变形记》里的格里高尔；反观中国文学，“尊父”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二千多年的基本伦理。被称为最有叛逆精神的《牡丹亭》《红楼梦》中的杜丽娘、贾宝玉们，只不过是在人生选择方面有违“父愿”，并无摆脱被统治、被支配，进而掌握家庭和社会主导权的自由意志。　　

“五四”以后的女性作家，呈现从“弑父”“审父”，到“寻父”“恋父”的发展脉络，与同时代的政治进程、文化心理、妇女解放大致吻合。作为“70后”女性代表作家的盛可以，不同于魏微对父辈的着迷，不同于梁鸿对父亲的体恤慈悲，不同于鲁敏之父亲的永远在场。《你什么时候原谅你的父亲》承续白薇、丁玲、张爱玲的精神血脉，一上来就“弑父”，但并不彻底，有点像萧红，弑父，更恋父。盛可以的弑父之剑，生硬凛冽，抽刀断水，却劈不开死亡之河。　　

活着的“父亲”，只是一个符号。“父亲”的死，也不过是那个符号的加强。“弑父”未果的“我”，在父亲死亡这件事上，仅有一丝“心绪不宁”，转而顺利完成一场隆重而如意的葬礼。　　

时隔不久，死亡之河逆转了“我”的灵魂方向，死亡之镐也挖出了“父亲”的脆弱。“我”发现，当一个人彻底放弃与命运的抗争时，竟如此和颜悦色，像冬夜里缓慢燃烧的老树蔸，像母亲侍弄的菜园子那样整齐朴素。　　

“父亲”的死，是一架灵魂显微镜，显现了“我”的自私、冷漠、刻薄，放大了我们为父亲有意挖掘的代沟。惯于独立自主的“我”，终因“父亲”的死，生发“寻父”“恋父”的渴念。标榜诗与远方的我们，也必因父亲的撒手而四顾茫然。　　

“我”与父亲的对抗，止于父亲的死。我们的自我纠察、自我厮杀刚刚开始，也许更痛楚、更惨烈。　　

的确，活着的父亲，与我们往往无话可说。我们总以为，适合说话的人在远方。父亲死了，我们才明白，“最大的痛苦无法言说，最深的愧疚难于描述”，最有效的缅怀是沉默，最彻底的自省是沉默。此外，十指穿心的痛也只能以沉默来治愈。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以“你什么时候原谅你的父亲”开始，以“我的父亲会原谅我吗”结束。灵魂的大转向，难道非要经过死亡之河的冲击？我认为，作者处理这个疑难，未免仓促。好在充满隐喻的结尾，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思考空间。“父亲”遗物中的书籍以及用绳子捆绑的病历本，无疑是“父亲”的精神遗产，它统治一切、扛起一切，也承受一切、救赎一切。　　

“父亲”在病历中复活，在“我”记忆中那啄木鸟般无力的砍斫声中爆发能量，在“我”深深的想念里显现荣耀。

作者：曹文军

编辑：刘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