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茶餐厅讲述了《陈日君的乡愿风流》，他自封“香港良心”“当代马丁·路德”，却公然违反教义教规与良心，被香港舆论斥责为“伪君子”“大炮枢机”“风流主教”。

这名“大炮枢机”因批评堕胎、同性恋等问题，遭遇“彩虹行动”八名请愿人士闯入主教座堂，吓得瑟瑟发抖的陈日君开始密会“彩虹”。今天，要讲述的正是香港“彩虹行动”组织执行干事岑子杰，他也是“民阵”召集人，更是祸港乱港团伙的马前卒之一。

“游行搞手”初露头角

多数香港民众都叫不出他的名字。但是，每当看到他右耳穿环、腰缠彩虹带的轻佻身影，多数人会诡异一笑对上号。

他就是岑子杰，其参加街头政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8年“七一大游行”。自此，从所谓“占中”运动、“雨伞革命”到反“修例”骚乱，都活跃着岑子杰的身影。

岑子杰自恃口才了得，2008年的“七一大游行”中，他手握“大声公”（扬声器），初展“毒舌”之才，并获得现场骚乱分子的簇拥。

他还登上民间非法电台，在西洋菜街一带擅自进行FM广播，大肆鼓吹街头骚乱，因而被控违反《电讯条例》等。

2009年，岑子杰第一次被捕后，便成为出入警署与法庭的常客。与罗冠聪、周永康出狱后远奔海外读书不同，岑子杰却乐此不疲。

“在一面高大、坚固的墙和一只撞向墙的鸡蛋之间，我将永远，站在鸡蛋的一边。”岑子杰读书不多，却不厌其烦地引用村上春树的耶路撒冷演说。

岑子杰不是“鸡蛋”，他是蛊惑“鸡蛋”的“游行搞手”。一个多月前，他还向香港媒体炫耀骚乱经验与技巧。诸如，怎样统计骚乱现场的真实人数，如何“控场”让骚乱者按照自己的意图行动，以及如何了解香港警方的部署和变化。

岑子杰生性多疑。2019年6月12日下午3时45分，岑子杰带头在香港立法会对面进行示威时，他狡猾地感觉到警方的部署生变，迅速地拿起电话以普通市民身份向警用专线套取信息。

“我打电话给警察联络窗口，对方说没收到指示，要替我问一问。”如岑子杰所料，香港警方不久就从添美道、龙汇道赶来。

尽管颇具街头骚乱经验，但是，岑子杰在乱港势力内部的升迁之路，几度遭遇天花板。

他不是“学生领袖”，中学毕业后只获得“专上”文凭，自然难以与黄之锋、罗冠聪、周永康等名校学子匹敌。他踏入政治圈也是几经迂回。2006年，在友人推荐下，岑子杰才谋得议员助理的职位。两年后，岑子杰以此为跳板加入“民阵”。

“民阵”是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的简称，大约由50个组织、政党与社团组成，内部派别林立、相互倾轧。十多年来，岑子杰却在乌合之众中伺机而动。

“占中”运动失败，岑子杰的机会却来了。

“我在立法会外示威区，看着四五万人离开，我用尽所有方法，都无法让别人留下来……当时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更在同样位置，双膝跪下劝市民留下，但依然没有用。”岑子杰自述。

一时，香港社运界哀鸿遍野，不少叱咤风云的人物要么入狱，要么“金盆洗手”出逃海外。2015年“民阵”换届之际，岑子杰居然意外当选为“召集人”。

这让岑子杰本人都感到意外，他居然“交了狗屎运”。当选召集人后，他语无伦次地接受媒体采访，“我系一个同志，中学开始已有人闹我死gay佬、死乸形、太监，但令我更懂得点样同立场不一嘅其他民间团体沟通，达到求同存异。”

“与生俱来的反叛”？

岑子杰身份复杂，他不仅是“民阵”召集人，还是香港“彩虹行动”组织的执行干事。对于他的性取向，岑子杰已公开“出柜”多年。

所谓“出柜”来自英文“come out of the closet”，是指公开性取向或性别认同。2019年7月，受到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蒋丽芸的批评后，岑子杰更是气急败坏地“出柜”。按照《星岛日报》的说法，他开始将“GAY”三个字母凿在额头上。

岑子杰公开反对现代婚姻制度，他声称：“因为家庭并不只有婚姻，但法律上只有婚姻才能组织家庭，造就特权。”

私下里，岑子杰却对这一“特权”乐此不疲。2014年，岑子杰与“丈夫”在美国纽约注册结婚。他还曾对香港媒体表示：“我丈夫系空少，经常唔喺香港，佢喺香港就要做晒留喺香港要做嘅所有事。”

岑子杰生性矛盾，这也折射到他自相矛盾的政治立场上。2019年7月19日，在回应蒋丽芸议员的指责时，岑子杰声称“性倾向不应加入政治议题讨论”，但他却将“性倾向”施展到街头政治中。

就在回怼蒋丽芸指责的一周前，岑子杰等人被法院裁定犯有猥亵罪，被处以罚金900元港币，这缘起去年秋天的一次骚乱活动，他在湾仔轩尼诗道发起“同志全裸游行”。

一同受处罚的还有浸会大学学生黄荣锋，他与岑子杰关系密切。所谓“同志全裸游行”期间，黄荣锋赤裸全身，左手执圣经，右手持打火机做点火姿势，他甚至还用红绳绑腰部和下体，再用胶纸将红绳贴在地上，邀请游行人士一并跨过红绳。

对于这一系列举动，岑子杰、黄荣锋则在法庭上辩解是“行为艺术”。

岑子杰天生具备表演欲望，时常将“出浴照”“内衣照”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在媒体记者面前，他也毫不避讳下流的本性，他曾半开玩笑地对一名记者说，“当这儿是自己的家吧！脱剩胸围都可以的，或是把胸围也脱掉也行。”

对于这些丑态丑行，他却包装为“与生俱来的反叛和对平等的追求”。

1987年6月，岑子杰出生在香港一个基层家庭，父母早年离异。其母曾公开表示，岑子杰生性偏激、反叛，时常与同学打架、跟师长闹翻天。

岑子杰自述，他以前缺乏男子气概，几乎所有同学都笑他“娘娘腔”，他没有朋友。

岑子杰也曾炫耀“天生反叛”：入住“儿童之家”时，因故未能跟其余十几个孩子一起搬运冰箱。最后，他被要求一个人清洗整个冰箱。他认为，那样很不公平，宁可不用冰箱也不清洗冰箱。

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岑子杰自称受母亲影响最大。他的母亲五十多岁，性格倔强。早年间，岑母曾在一家商场里租设店铺。其间，管理单位要求涨租金，她便联合多家商户要求先更新冷气等硬件，才会支付增加的店租。

在生活小圈子，这对母子以“桀骜不驯”“胡搅蛮缠”闻名。中学时，英文一直是岑子杰的“罩门”，喜欢在课堂上偷看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天龙八部》等书籍。被唤至学校后，岑母不仅没有严加管教儿子还“护犊子”，她当场撕掉家长同意书并对副校长说，“你先封了图书馆，我就签。”

在茶餐厅的前几章中，港嘢君曾讲过香港社会的“政治代沟”现象，罗冠聪的妈妈林素兰曾警告他不要涉足政治，“他们要捉一定会先捉拿你的。”同样，周永康的母亲海伦·魏(Helen Ngai)也苦口婆心地规劝儿子，“一定不能反对国家，不能反对党，因为始终我们是中国人。”

在岑子杰一家，“政治代沟”并不存在。对于儿子的祸港乱港之举，岑母更是铁杆支持者，她至少两次上街参与反“修例”骚乱。

或许，所谓“母以子贵”，这个自称“习惯绝望”、在香港社会“无力感”的家庭，突然找到了存在感。

“燕夕岑”遇上“靠山黎”

岑子杰的网名为“燕夕”，他自称最爱彩虹与燕子，时常在衣服上画满燕子的图案。

“燕子跟人类很接近，但你永远养不到它，你见过有人养燕子吗？它永远在人的附近出现，你走出去檐下便可能看见燕子，但永远捉不到它。”岑子杰关注的点与别人颇为不同。

2019年7月1日，叛国乱港头目黎智英控制的《苹果日报》刊文《捉不到的燕子，触得到的伤痕》，大肆吹捧岑子杰这一只毒燕让“一潭死水”的香港社运死灰复燃。

自打“雨伞运动”失败后，香港社运掉进臭水坑，黎智英、李柱铭等祸港头目一直蓄谋东山再起。

不过，梁继平、周永康、罗冠聪等年轻的乱港马前卒相继跑路，祸港组织后继无人，他们相中了岑子杰——尽管他缺少“学生领袖”的光环，但他胜在可以毫无底线可言。

正如岑子杰自我评价，“（本来）就在无力感当中成长，习惯绝望。再无力、再大压力的日子都经历过了，这些很小事。”

与黎智英等祸港大佬勾搭上后，急于上位的岑子杰不仅有了新靠山，还解决了一系列燃眉之急。

街头政治要烧钱。在两个多月前“七一游行”中，岑子杰领导的“民阵”就花费十多万港币。到上个财政年度结算时，“民阵”的银行户口剩下30万港币，顶多支撑一年。没有金钱支持，一切街头政治皆会泡汤。

囊中羞涩之际，“大金主”黎智英像及时雨一样现身了。在上一章《陈日君的乡愿风流》中，港嘢君讲过，“肥佬黎”人肥财更肥，他曾慷慨捐助陈日君至少2600万港币，供这名“荣休主教”花前月下、任意挥霍。

黎智英是人尽皆知的祸港乱港“黑金主”。2005至2011年间，他多次捐款给泛民政党和相关人士。2012至2014年间，黎智英又向乱港组织及相关人士输送“黑金”，总额高达4080万港币，涉及反对派的7家政治组织和14名个人。

岑子杰是最新的受援助者之一。前文所述，“民阵”的银行户口已所剩不多，难以再搞大规模的乱港行动。但是，岑子杰在2019年9月6日高调宣布：“民阵”已向香港警方申请9月15日再次举办大规模游行。

巧合的是，岑子杰等人9月7日便受到黎智英“召见”。当天12时45分，岑子杰与“汉奸李”李柱铭、“AV仁”何俊仁等六人乘坐“肥佬黎”的七座商务车抵达何文田寓所。

大约密谋一个多小时后，黎智英亲自送别六人到门口，乘坐同一辆商务车离开。香港《大公报》文章认为，岑子杰得到“肥佬黎”的金援支持后，“令人怀疑黎智英是否要向众人下达新指令”。

“港独”组织“民阵”召集人岑子杰(中)首次现身汉奸黎智英的密会，另外二人为李永达(左)及吴文远(右)

内乱港，外联独

台独势力，被曝是岑子杰乱港行动幕后的另一大金主。

从公开报道来看，岑子杰与台独的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2016年。初任“民阵”召集人的岑子杰受邀加入“台湾观选团”，与黄之锋、罗冠聪、周庭、郑玉硕等赴台，一道向“太阳花领袖”林飞帆等台独分子“取经”。

岑子杰还一度登上网络节目，与台湾“华民书院”核心讲师桑普线上互动，大肆鼓吹“港独”“台独”。

今年六月发起“反修例”游行过程中，岑子杰还高调感谢台独势力的声援活动，致谢名单包括“在台香港学生及毕业生逃犯条例关注组”“台湾公民阵线”与“台湾青年民主协会”。

在这种臭气相投的“声援”之外，“台独”势力“基进党”还为岑子杰出资制作宣独短片，并在海外视频网站和社交平台上传播，攻击“一国两制”，公然鼓吹“台独”与“港独”联手。

岑子杰还从“台独”势力搞来资金支援，大概在每月5万港币，每次发动骚乱时还可追加经费。

港嘢君在《色鬼陈浩天的一足三船》一章中讲过，金援往往经由“中间人”现金转交。来自台湾交通大学的社会学学者孙治本被曝是“中间人”之一，他多次与陈浩天、黄台仰、梁天琦、梁颂恒、岑子杰等“港独”头目密会。

“港独”“台独”行径不得人心，“燕夕”岑子杰也成为过街老鼠。2019年8月29日上午11时许，一队大约50名市民组成的请愿队伍行至佐敦裕华国货门外，他们原本目的是声讨“民阵”总部，却误入香港“彩虹行动”会址。

这也算误打误撞。前文所述，岑子杰既是“民阵”召集人，也是香港“彩虹行动”组织的执行干事。事先得到消息的岑子杰，提前跑到场“恭候”声讨者。

自恃“游行搞手”反被游行抗议，这让岑子杰气急败坏。当请愿队伍行至“彩虹行动”附近时，岑子杰恶人先告状，率先破口大骂。

请愿人士并不退缩，纷纷指责岑子杰为“暴徒”“美国契弟”“收钱游行”，并批评他“搅乱”香港，令不少市民失去工作和收入。

在后者义正辞严的谴责下，岑子杰很快就败下阵来，一时之间理屈词穷。最后，令人意想不到又极为讽刺的是，他开始反诬请愿人士为“暴徒”，根本忘记了自己早就是闻名全港、擅长打砸抢等街头暴乱的“街头搞手”。